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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》, 蒋宝麟著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,344页,98.00元


古者立政安民,必求物尽其用,货畅其流。理财之义,既远且宏。传世先秦文献已多载及贡助之征、关市之税、山泽之赋等事项,又论量入为出、藏富于民诸原理。《尚书·洪范》所言“八政”,首论“食”(劝农业)与“货”(宝用物);《史记》置《平准书》,专作《货殖列传》;《汉书》设《食货志》,皆关理财之事,而为专门篇章,历代正史多有借鉴。至杜佑作《通典》,切言“理道之先,在乎行教化;教化之本,在乎足衣食”(杜佑:《通典》“序”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9页),因以《食货》冠诸篇首;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因之,而益加详密,首论田赋、钱币、户口诸门,足征其要。

至于清代,理财之政既有旧制相因,又有新制继起,清季尤然。由逊清遗老主笔之《清史稿》,于其《食货志》中追溯称叹康乾盛世“永不加赋”之治;而论清季财政,则曰:“道、咸以降,海禁大开,国家多故。耗财之途广,而生财之道滞。……新政繁兴,孳孳谋利,而于古先圣王生众食寡、为疾用舒之道,昧焉不讲。”(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120《食货一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3479页)诚然,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,五十年间百业待举,头绪纷繁,兴办教育尤为其中要项。所谓为政在人,育人由学,而兴学需财,清末尤亟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九月,新授安徽巡抚邓华熙在赴任前陛见,君臣问对有此一节:

[光绪皇帝]又云:“凡事破除情面便好。用款必须节去浮费,款归实用才好。”奏云:“臣受皇上厚恩,当尽心竭力,用度可省便省,不至以有用之财办无益之事,有负委任。”上微点首,又云:“西学应办。”奏云:“学堂必须举办,才能造就人才。”上云:“苦于无经费。”奏云:“臣到任后察看情形,设法筹款奏明办理。”(邓华熙著,马莎整理:《邓华熙日记》,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,178页)

学务待兴而经费短缺,是清末面临的普遍难题。近代新式教育在变法图强的语境下展开,亟需扩大办学规模,以求普遍开启“民智”;而且,新式学堂在基础设施、教学设备及师资配置等方面,要求甚高,更增经费困境。不过按实而稽,所谓经费之裕缺,乃是相对而言的概念。不同时代兴办教育,皆会受到经费问题掣肘;而经费问题的背后,尚有复杂的制度与人事问题,相互纠葛。理财者更需关切者,其实是如何因势利导,有效筹集、分配和调用资财,以便物尽其用、事得其宜,以有限资源发挥最大功效。而在此种“理财”过程之中,往往会生成若干“经制”内外的“事例”;事例与经制又会相互塑造和转化,共同构成制度运作中的重要线索,当为后世研究者加意剖析。

蒋宝麟近著《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》,透过考察清末废科兴学过程中所牵涉的经费运作,从中揭示近代中国教育财政起源的路径与特征,值得留意(下文略称“该书”,引述仅夹注页码)。全书除“绪论”和“结语”之外,正文主体共分七章。第一章考察科举与学堂并立时代传统教育经费用途的转化;第二章分析科举制度停废之后旧有科举经费体系的转型;第三章论述清末中央、省、州县三级教育财政“层级”的初步形成;第四章回溯清末财政预算体系中的教育经费编制问题;第五章专门讨论公款公产与清末兴学的关联;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以京师大学堂及三江(两江)师范学堂为个案,解析清末教育财政在中央层级的演生过程,以及学堂经费在“省域”层面与中额-学额、省界意识等的复杂纠葛。以下拟先综论该书的贡献与价值,而后试举其中尚可益加完善之处;最后稍作拓展,略述该书选题及书写可能带给今后研究的启发之处。

关于清末财政问题,学界已有较为细致深入的专题研究;至其教育改制中关涉的经费问题,先行研究亦有涉及(详参关晓红:《晚清学部研究》,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;商丽浩:《政府与社会: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)。作者特为学堂经费及教育财政问题撰成专书,其对既有研究的拓展与推进之处,在以下几个层面尤其值得注意。

清末新政头绪繁多,诸项事业之中,教育既是与旧有系统纠葛甚深、又是需要“大破大立”的领域,无论是在机构、人事、经费,还是在教育与考试的形式及内容等方面,均是如此。而在行政领域,一旦关乎人事及财务,往往就会触及根本问题。清末官制改革及财政改革,其意义与难度之大,不言而喻。以目前学界研究较多的光宣年间清理财政为例,透过中央派出的财政监理官与各省抚藩大员之间的往复较量,已可得见财政问题复杂而重要之一斑。不过,前人研究之治教育史者,大多详于学制、学堂、师生、课程、教科、留学等事,即所谓“内部之史”,而略于专论诸如经费与财物等“外部之史”;其治政治史者,覃研其政治架构、制度变迁、人事纠葛以及中外交通/战事等议题,而对理财之事着墨不多;治财政史及经济史者最有可能切入此题,不过近代教育初期关涉的专门财政问题,似乎尚未进入其研究视野。由此留下近代中国诸项公共事业奠基初期,在财政史与教育史交叉领域各方研究都尚未深究之处,该书选题定位于此,甚为敏锐。推展而言,虽然教育事务仅为整体政制之一环,不过其牵涉面甚广。财自有其“政”,主要涉及经费的筹解与花销;财又关乎“政”,在所谓上下、“条块”关系的协调处理中,触及背后更大的政治系统问题。因此,通过考论专项领域的财政运作,亦可得见整体政治领域的重要面相。

研究进路关涉理论、方法及技术诸议题。若以寻常眼光去看,该书所要处理的学堂及财政议题,乃是传统“制度史”层面的问题,作者行文也很重视厘清制度。不过,在具体入手方式上,该书主要不是先从制度条文展开。对于源起初期的新制,实际亦少可以整体通贯的制度条文可资分析。因此,作者表明需要研究“教育财政的制度过程,力图展现时人的实践”(14页)。具体来说,该书侧重从“事”上入手,考察在清末兴学的过程之中,通过探索关涉教育经费的实际运作,从而逐渐塑造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财政。此外,书中注重解析人的因素,并对于物(财)给予充分关注。简而言之,该书综合观照人、事、物的交互和运作,在此基础上讨论“制”的问题,既呼应了“活的制度史”研究,又尽量避免限入无序的人事琐屑之中,兼顾作为事实运作的“财政”以及作为制度设计的“财政”。此外,该书希望通过详细研究经费收支、国家财政等“事实存在的教育财政应有经过”,从中归纳或演绎出理解此过程的“新的模型”(17页),可见作者在整体方法论上亦有特别关怀和雄心。当然,此种“模型”之效力范围具体如何,尚可再加讨论,后文稍及。

对于部分“旧题”展开深耕和新探,该书同样有其独到贡献。通过几个精选案例的剖析,作者重新厘清了一些重要问题,对于推进既有研究甚有助益。比如,通过考察科举-学堂经费的转换,揭示以往内销款-外销款模式转化为国家-地方经费模式的导向与困境,再现围绕外销经费的提留问题,参与各方反复的上下拉锯和推诿拖延,以及各地之间情况的差异(51-91页);针对学界熟悉的“庙产兴学”话语,重新考察“公款公产”集合概念的形成,以及在清末财政改制中,对于此类经费从定性到定量,从定量到取用之间的困难(188-217页);通过京师大学堂、三江(两江)师范学堂的案例,从经费角度解明两所学堂初期运作中的若干问题。尤其是考察京师大学堂的运作对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塑造作用(218-254页),允称突破。学界此前已多留意并讨论在1905年学部成立之前,京师大学堂兼有中央层级“教育行政”的职能;而对与此关联的中央层级“教育财政”问题,则缺少专门而深入的论析。该书从经费与财政的视角,重新检视这些专题个案,既能深化和补正已有研究,又能避免陷入制度史研究中“见制不见人”以及“见枝不见叶”的困境。

至于其核心结论,该书题为《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》,实际上已经明确提示其基本进路及结论:通过清末学堂所关涉的教育经费运作问题,来揭示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;而不是像今日熟悉惯用的理路,在国家整体教育财政的框架之下,再去研究学制和学堂。此种思路看似“倒置”,实际符合当时的情形。正如书中所言,清末废科兴学,是将科举时代各项分别构成“内外”收支系统的经费体系,逐渐转为后科举时代相对独立但又存在分成关系的“上下”层级的教育财政体系(301页)。因此,清末教育财政实际是源于新式学堂兴办中的经费处理,而被“倒逼”初步形成(294页);并且最后通过清理财政、编制预算而初步建立体制。由此初步完成从“教育经费”到分层级的“教育财政”的转型(187页),乃是“以新涵旧”(第3页)而非全然“破旧立新”的复杂过程。

总括而言,该书从清末新旧交叠、纷繁复杂的教育财政“乱麻”之中,捋出了若干重要的线索,并且剖析了一些细微的面相。尤为难得的是,作者写出了涉及“钱”这一人类的重要发明之时,其中遍在的“真实感”和复杂性。支撑此种考论和分析的基础,是其中对于海峡两岸清宫档案、官书典制,地方档案、史志、文书,私人文集、日记、年谱,以及报刊杂志等史料的综合运用;并且注重辩证采撷傅斯年所谓“经意的记载”及“不经意的记载”(17-18页)。此亦该书值得指出的另一特色。

河北成安县学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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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研究与写作之事,放言者易,亲为者难。以下仅从读者角度,尝试对该书提出一些补充期待以及尚可精益求精之处,并借此提示关涉主题拓展及深化的可能,或可略供有志继续登高行远者参考。

书中部分内容,作为前期成果已在专业学刊发表;汇集成书之局部篇章结构,因此或可再加磨合优化。该书专门处理财政议题,因此每一章的标题之中,都有关涉“钱”的概念表述。比如,第一、第二章皆称“经费”,第一章侧重学堂经费,第二章侧重科举经费;第三、第四章皆言“财政”,第三章论其“层级”,第四章侧重“预算体系”;第五章则言“公款公产”;第六章论析“教育财政”;第七章复论“学堂经费”。整体而言,此种设计及表述,符合全书从“学堂经费”到“教育财政”的论述理路,有其一贯之旨。若再细察,第三章重点讨论清末教育财政之“层级”,作者虽已说明此种层级“不等同于现代意义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”(20页),而且也留意将其中关涉清理财政和试办预算的内容归入第四章;不过,在这本讨论教育财政“起源”的专书之中,作为具有结果意义的“财政层级”专章在此处呈现,还是显得早了一些。如果对其内容稍作调整,置于第六、第七两个案例章节之前,乃至作为末章置于全书结语之前,文脉逻辑或会更加顺畅。此外,第五章专门讨论“公款公产”问题,从经费性质、运作形式及其大致时序考量,如果放到第四章讨论最后阶段的清理财政和编制预算之前,可能更好。

得陇而望蜀,从上述结构逻辑出发,笔者对于该书内容尚有一项补充期待。帝制后期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,州县以上属于所谓“治官之官”,州县一级方为“亲民之官”。教育作为关涉广泛的公共事业,需要触及地方基层,才能见其实效。该书设置的两个案例章节,借助京师大学堂和三江(两江)师范学堂,分别解剖清末教育财政形成过程中,中央及“省级”层面的具体运作情形。目前书中已对全国不同地方州县的学务经费多有申论,不过散在各章。今后若有增订,或可再结合地方史志、档案及文书及私人材料,详论一二典型案例,专章深入探讨教育财政在府州县这一层级的运作实况,会更理想。如此布局,也与书中设置专章论析中央-省-州县三级教育财政的架构,更能相互映衬。

对于“教育”与“财政”之间的双向互动,后续研究亦可再拓展发覆。兴办学务和清理财政,在晚清语境中皆被视为至关重要的事情:前者关乎“世运之明晦,人才之盛衰”(张之洞:《〈劝学篇〉序》,赵德馨主编:《张之洞全集》第12册,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,157页);后者则是“预备立宪第一要政”(《度支部清理财政处档案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:《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》第1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,109页)。该书主要解析清末兴学如何塑造教育财政,此一路向论述甚为详尽;同时或可再度回还,关注此种教育财政如何影响兴学形式及其政治效果。如此立言,该书不仅能拓展深化财政史研究,还能更大裨益于教育史乃至政治史研究。其实,在全书结语部分,作者总结清末新政研究的三个层面:政治、制度与技术(306-307页),已可见到此种关怀和“雄心”,该书选题确实可与这三个层面都发生关联。实际书写之中,作者自言在中观的制度以及微观的技术层面(第3页),着力较多;若能借此在宏观“政治”层面再加贯串,读者更加有得。

由此出发,还可拓展观照近代意义上statistics和state之间的重要关联。近代国家的形成及其公共职能的发挥,其中有一要项,即以国家的名义和力量,开展各项全国性的调查统计,以此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关键依据。而事实上,今日解作“统计、统计资料、统计学”的statistics一词,与解作“国家、国务、政府”的state一词,两者在词根及词义上确有内在关联。此种搜集、分类及讨论关涉国家与社群状况之“数目字”事实,原本乃是政治科学之分支。循此检视清末民国历次教育统计的实施、各省财政说明书的编成,即已具备此种意涵。推展而言,此种近代新型教育财政的起源与实践,如何影响既有政-教系统,乃至如何作用于所谓中国“现代国家”的起源,均是富有意趣的重要问题。由此亦可得见,近现代国家行政所留下的数量庞大的调查统计,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参考资料,其资料本身的宗旨意图、形成过程、内部结构及呈现形式等,也可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。

此外,作者将传统科举经费确切分为科场、廪膳及考棚三项,考论废科前后的经费转型问题,乃该书的锐见与贡献之一。而之所以需要做出此种必要区分,亦可在典制层面稍为读者提示。在清代规范典制之中,严格来说“科举”和“科场”仅指乡试及以上层级(包括文科、武科),其核心是乡、会两试;此亦该书所论“狭义科场经费”的典制依据,以及先行研究论及科举经费时“院试(考棚)经费却无踪影”(第10页)的原因所在。细察即可得知,清代《科场条例》所载规制,主要只限乡试、会试及殿试事宜;有关生童、贡监应试事项,则是由《学政全书》载录。即便是后修的《清史稿》,仍然对此作了必要区分:其《选举志》中有关贡监考试、生童考试等项,归入“学校”之卷;其“文科武科”(附繙译科)之卷,主要述及乡试及会试,兼及殿试(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3099-3174页)。由此才更明晰,世所熟知的1905年停科上谕中,所谓“自丙午科为始”,即以常规逢“午”之年举行的正科乡试作为基准;而且先言“所有乡、会试一律停止”,再说“各省岁、科考试亦即停止”(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光绪朝上谕档》第31册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,114-115页),行文措辞非无典据。后世多以三级或四级考试笼统而论清代“科举制度”,专业研究中尚需辨析。明乎个中分殊,对于今人理解何谓“科举”,何谓“停/废科举”,以及停科前后不同层级考试的断裂与衔接问题,均有裨益。

书中尚有几处微瑕,略举以供修订参考。比如,页4正文倒3行,“关”字之前或脱一“相”字;页13脚注行4,“近代”当为“近世”;页24末行“挤用”,应当改从《张之洞全集》作“济用”;页187脚注行1,“年读”当为“年度”;页243表中“教习、进士馆”之间不应断开,因为“教习进士馆”为当时专词;页257脚注行1“花木兰”之后应加“文化”二字;页325阿部洋著作题名中,“学校制”当作“学校制度”,“过程”当作“过程”。此外,书中部分细节论述若能随文略及其宏观制度背景,读者更加有得。比如论及清末官绅包括部分上层士绅参与地方办学,其中除了关乎士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“传统”,实际也关乎清末翰林院变迁及改制,准许乃至鼓励其人员参与办学以充资历,并以办学成绩作为官员升转的重要参照。

该书重点回应和解决的问题,就是清末教育财政“长期无专门研究”(第3页)。作者从民国史转入晚清史,自觉提出不同研究时段“瞻前”与“顾后”的话题,并称该书所论乃清末科举与学堂的“外史”,属于财政史的“边缘议题”,亦非教育史研究“主流”,甚至显得不太“财政”(333-334页)。除了谦辞成分,此种现状与论析的背后,实际触及相邻“断代史”和不同“专门史”之间,在口径、视野和方法上的差异与区隔,值得关注。当代史学研究高度专精,学者犹如“铁路警察”,各管一段;或似“工场技师”,各精一艺。有关邻近断代史的前后贯通和专门史的左右融通问题,学界多有反思和实践。通过该书的选题和论析,或许有助再度触动吾人思考其中问题,试析如下。

首先是晚清史与近代史的交互。该书题曰《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》,标题既有“清末”,又有“近代”,本身就有辩证的张力。学界虽然同是研究新政十年,但放在不同的视域之下,其面貌与意涵或会不同。在“晚清史”尺度上,这段历史是为帝制“画句号”;部分研究甚至因为采取“倒放电影”的逻辑,有意无意地将书写引向最终的“必然”结局。而在“近代史”视野下,这段时期是为近代“开新篇”;此后继起的“近代化”诸多事业,都是在此基础上加以调适和深化,财政问题亦然。

作者将该书自觉归位为“晚清史”,因为全书所采的基本架构,是基于清代中央-地方格局以及传统政区层级,循此考察在实践中初步形成的教育财政层级。而且作者指出,在此过程中,政区划分的相对“不变”与教育及教育财政的“变”共存(11页)。其中均可得见作者充分观照历史语境的书写实践。而就清末财政实践的影响来看,则兼具“近代史”的意义。书中揭示的是近代教育财政的“起源”,实际上宣统三年首次编制全国财政预算,旋因革命爆发,仅有预算而无决算;宣统四年财政预算则未及付诸实施。帝制废而共和兴,无论是在体制、制度、人员,还是预算方案、统计数据等文本方面,清末度支部和民初财政部之间,都存在诸多接续关系。尤其是清末癸卯、甲辰进士之接受“法政经济”再教育者,因供职度支部而深度参与此一过程,亲历其中转换(详参韩策:《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,301-307页;李林:《最后的天子门生——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,234-240页)。以致曾与其事者述称,辛亥鼎革以后,袁世凯将宣统四年财政预算置于案头,“手自批注”,并谓“前清预备立宪惟度支部最有成绩,馀皆敷衍耳”;至其结果,则是“民国以来[指其初期],居财政要职者,半为清理处旧僚也”(罗继祖:《两启轩笔麈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,62页)。当然,此种制度与人事之衔接实际如何展开,具体影响如何,尚可详察深究。

换而言之,该书是以考析清末“画句号”的时段,带出近代“开新篇”的议题。学者未来尚可循此线索,继续深入研究。钱穆言及讲论制度的七项要义,曾谓:

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,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。某一制度之创立,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;它必有渊源,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,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,渐渐地在创立。某一制度之消失,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;它必有流变,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,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,渐渐地在变质。如此讲制度,才能把握得各项制度之真相。否则仍只是一条条的具文,决不是能在历史上有真实影响的制度。(钱穆: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,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,第2页)

其中所言义理,对于采取制度与人事并观、前期与后段互联的视角,以研究清末新旧交叠、中西杂糅,却多存续未久的诸项制度,进而解明其真相与影响如何,其“前身”渊源与“后影”流变何在,尤有裨益。

其次是断代史和专门史的汇通。以上所论,不管是说晚清史、民国史,还是近代史、现代史,主要都是依循时间断限的逻辑。该书还引出另一个重要的范畴尺度,即专门史之间的交互问题。无论是教育史还是财政史,都可视作“专门史”的范畴;而该书所讨论的教育财政史,实际上又是这两个专门史领域的交叉论题,但此前被两个专门史领域的学者相对忽略。在断代意义上的近代史研究中,专门史领域之间的“交叉留白”,应为今后研究可以着目的方向。

1904年天津水师学员合影


进而言之,该书还牵涉另一重要背景问题:中国的“教育财政”,何时/为何成为专门领域和专业问题?应当指出,其实是从晚清开始,“教育”这项历时悠久的活动,才逐渐成为设有专职部门、专业人士和专项经费来办理的公共事业;与此同时,新式学堂与学生数量增加,教育经费需求总数激增;而新式财政、特别是财政统计和预算决算成为更加专业的事务。所有这些背景,都不断凸显“教育财政”作为专业事业的必要,进而提示后之学者开展专门研究的可能。

而且,除了要看到专门史领域之间“汇通”的必要和价值,也应指出其中的困难与挑战。该书所论清末教育财政时段虽短,但其实牵涉甚广。做好此类研究,需要综合调用财政史、教育史和政治史等领域的学识和技艺,甚至包括对于“计量方法”的恰当采用与必要醒觉(18页)。即便只在教育史领域之内,若非对传统科举、学校、书院,以及晚清各类新式学堂的运作逻辑皆有认识,也很难见其要领,察其精微。在此意义上,该书展现了富有启发的探索实践。严耕望切论治史,指出“为要专精,就必须有相当博通”(严耕望:《治史三书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,第7页)。处此学术分工越益细密的时代,吾人或可三复此言。

最后还应指出,无论是清末重臣为举国谋“学制”,还是士绅民众为地域争“学额”,其中固然不乏“利”之驱动,其实也包含对于兴学事业“义”之裁量。教育作为影响国家民族、触及千家万户的公共事业,在不同时代都容易牵动广泛的关注,也容易引发激烈的争议。关涉教育历史与文化的学术研究,也因此得以历久而弥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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